帝王能否暗中操控法律？

按：雍正处理年羹尧是清朝的一件大事，借着《雍正王朝》的演绎而家喻户晓。许多人印象中，雍正处置年羹尧不是件难事，帝王一声令下，大将军也只能束手就擒。实际上，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，掌握兵权又功高震主的将领很难处理，稍有不慎，就有可能引来叛乱，轻则也会受到其党羽的重重阻挠。那么，雍正是如何运用高超的策略，把一个天下人皆知的政治斗争圆满通过“法律”手段来解决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郑小悠博士的新书《人命关天——清代刑部的政务与官员（1644-1906）》让人恍然有所思。

清代处理政治类案件，可以分为君权强盛与衰弱两种情况，其形式颇为不同。强盛者以雍正帝处理年羹尧案为例。

从公开的处理过程上看，皇帝先因为年羹尧上奏书写错误，枉参属官等“公罪”将其交吏部议处，并由大将军、川陕总督调任杭州将军。此后内外大臣交章弹劾，皇帝一面将这些章奏发给他本人，令他明白回奏，一面派钦差大臣对章奏的内容进行调查核实。

在足够多的问题被揭发出来后，将年羹尧逐步革职、革爵，最后提拿进京，交刑部看押。九卿大臣与刑部会审后，由刑部主稿上奏，定其九十二款大罪款。题本在罗列了各款罪状及简要情节后共引《大清律》十三条，根据清律“二（多）罪俱发从重论”的原则，依照最重的大逆罪，请求将其本人明正典刑，其父，及兄弟、子孙、伯叔，伯叔父兄弟之子，年16岁以上者俱按律斩，15岁以下，及母、女、妻妾、姊妹，及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，正犯财产入官。雍正帝批复九卿题本，念其青海之功，不忍加以极刑，遂令自裁，其子年富立斩，其余15岁以上之子发广西云贵烟瘴之地充军，不足15岁的子孙到15岁以后陆续发遣。其父、兄、妻、女宽免。

公开的问刑程序从雍正三年（1725）九月将年羹尧革职拿问开始，到同年十二月以其自尽告终，历时不过三个月。而在暗地里，雍正帝从二年（1724）十一月起，就开始表现出对年氏的不满，并在给各地文武大臣的朱批中透露风声，示意他们与年氏断交。

又利用奏折询问与年羹尧有工作关系，或故旧交情的大臣：“年羹尧何如人也，就你所知据实奏来，纯之一字许他不许他？”示意他们检举年氏的罪过。且不断对年氏的轻微过错进行公开批评，如将年氏题本中误写“朝乾夕惕”为“夕阳朝乾”一事，拔高到他不承认皇帝具有“朝乾夕惕”的品德，并随即意味深长表示：“则年羹尧青海之功，亦在朕许与不许之间而未定也。”

与此同时，雍正帝对西北地区的驻防将军、督抚、提镇进行调动，任命表面与年氏有旧交，而实系皇帝亲信的大臣接管西北几省军、财、人事大权，着手调查年氏在经营川陕期间的问题。身在西安的年羹尧被彻底孤立而不自知，一纸调任杭州的命下，只能拱手交出兵权。在这一系列明示、暗示之下，内外大臣渐渐看清风向，纷纷在密折中撇清自己与年氏的关系，揭发其罪行。后来刑部所定的九十二款大罪，皆出于此。

雍正三年（1725）七月，内阁、九卿、詹事、科道等官合词奏请将年羹尧诛戮以彰国法，雍正帝称之为“在廷公论”，但对此建议仍然不置可否，而命内阁下旨询问各省将军、督抚、提镇的意见，要求他们公开上疏，表达对年案的态度。

这一系列人事、军事、舆论的准备工作目标明确、按部就班，前后花费了近一年时间。在此基础之上，三个月的问刑程序，最终情罪确凿、引律分明的爰书章奏，以及皇帝恩自上出的裁决，都显得顺其自然，合乎制度。

只调动官僚系统而避免使用军事手段，通过毫无瑕疵的法律程序体现君主的个人意志，制服一个手握重兵、控制四省，身兼功臣与外戚双重身份的权臣。这种高难度工作，即便在皇权极盛的清王朝，也只能由雍正帝这样权谋精湛的帝王完成，是特例而非常态。

在此过程中，刑部的作用仅限于配合皇帝完成刑审程序。年案主审司官唐绍祖的传记称：“先生借补刑曹郎，推勘年、汪两案，悉当上意。”尤见其办案之功不在依律以定爰书，而在“悉当上意”。

可以与此相对比的是同治年间的何桂清案。

辛酉政变以后，由于皇帝年岁幼小，形成了太后垂帘、亲王辅政的政治格局。在这种格局下，太后受到文化程度、性别限制等因素的影响，实际上只履行对重大政务的决策权，对一般刑钱庶务，以及重大政务的办理过程，都缺乏直接参与的能力。至于辅政的恭亲王，名分所限，在上有太后牵制，对下也不能拥有皇帝一样的控制能力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官僚集团的力量开始壮大起来，面对关系到政治斗争的大案，其局面与雍正年间决然不同。

咸丰十年（1860）五月太平军攻陷常州前，在常州督师的两江总督何桂清不顾当地绅民恳求，执意弃城逃命，致使苏、常、松、太各府州县全面沦陷。同治元年（1862）四月，由两江地方官庇护了两年的何桂清被押解京师交刑部审理。何桂清是云南昆明人，在如何处理何桂清的问题上，北京官场分为两派意见。一派是对何恨之入骨的江苏籍京官，多主立决；一派是与何有私交，特别是“同隶边籍”，即来自边远省份的官员，联合要求缓决。

是时，刑部堂官派出主审此案的总办秋审处郎中余光倬正是常州武进人。以余光倬为代表的刑部认为按照封疆大吏失守城池律，何桂清本应拟斩监候，但其身系一品大员，弃城逃避，致令全局溃散，且革职之后借故逗留两年不赴部，忍辱偷生、罔顾法纪，应该从重拟以斩决。

刑部的奏疏上达后，有旨命大学士、九卿、詹事、科道会议具奏。

以大学士桂良为首的大部分官员同意依刑部所议，将何桂清比照“守边将帅被贼攻围不行固守而失陷城寨者，斩监候”律，从重拟以斩立决。

“保何”一派的大学士祁寯藻、兵部尚书万青藜、顺天府尹石赞清、内阁侍读学士王拯等17人则联名上奏，力救何桂清不死。户部侍郎董恂、左副都御史志和等12位大臣借口与何桂清有师生之名，回避不肯列名，意见模棱，也偏向于保全。

“保何”派中大学士祁寯藻的奏折尤其厉害。他援引嘉庆帝“引律断狱，不得于律外又称‘不足蔽辜’及‘从重’等字样”的谕旨，称“何桂清应得罪名既有斩监候专条，自应按律问拟，以持刑罚之平，何得任意出入，于律外复加从重字样，以致执法失中，隐酿刻深之弊”。侍读学士王拯更直指主审余光倬是辛酉政变期间被赐死的载垣、端华、肃顺余党，一贯苛刻锻炼、故入人罪。希图借此激起太后对八大臣的旧恨而罢免余氏。

因为当年有改元之喜，按例秋审停勾，在“杀何”派官员看来，如果不将何桂清拟为立决，难免夜长梦多，遂连章驳斥“保何”大臣的意见。军机章京张德容就犀利指出，祁寯藻对嘉庆帝谕旨断章取义。嘉庆帝虽然有法司断罪不得有“从重”字样，但仅指寻常罪行而言，而“其案情错出，律无正条者，应折中至当，原引他律例，比附酌定，或实在案情重大，罪浮于法，仍按本律拟罪，均于疏内声明，恭奉圣裁”。且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）办理提督余步云失守镇海而逃，其罪名亦系从重问拟。彼时祁寯藻亦系在廷会议大臣，何以不闻有言？又责王拯诬蔑余光倬为载垣、端华之党，是启诘告诬陷之端，立门户之风。

为了平衡两方意见，既显示新朝仁慈，与肃顺执政时期的严厉相区别，又免得“今欲平贼而先庇逃帅”，动摇前线人心。在询问了曾国藩等前线将帅的意见后，太后和恭王最终决定将何桂清依“保何”派意见拟为斩监候，但突破秋审停勾的限制，将何桂清于当年秋后处决。

而主审此案的余光倬一年后又被科道指名参奏，称其在部内专横跋扈、声名狼藉。经过调查，虽然所参款目都不能坐实，但都察院仍以“该员屡登白简，其动招物议，必非无因”这一莫须有罪名，建议将余光倬京察一等及御史记名之处均行撤销。朝廷明知道余氏是被打击报复，仍然批以“依议”，安抚“保何”派之心。

将此案与年羹尧案对比可以发现，此时的皇权已经全然不能主导、控制政治大案的进程与结果，但尚能做到对官僚集团内的不同力量形成制衡。各方分别利用法律程序，最终实现一个都可以接受的妥协结果。

此外，刑部主审司官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远远大于雍正年间，薛福成为余光倬作墓志曰：“当是时，直隶司郎中武进余君实司审谳，有谋缓是狱者，以甘言饵君，或訹以危语，皆不为动，卒如谳草奏……其后卒未从末减，议者以君执法之力为多，刑部诸大臣亦覆奏。”

与唐绍祖审理年羹尧案的“悉当上议”形成鲜明对比。

本文节选自《人命关天》（分段有调整）

作者丨郑小悠

感谢 世纪文景 授权发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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